14 日本和西安事變（第1頁）

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

蔣介石說：“現(xiàn)在的局勢就像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簸的小船，我們兩人中只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兩人都想過河，那么，要么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張學良說：“我跳下去！”

宋美齡到達西安，蔣介石正在讀《圣經·舊約》中的《耶利米書》的一章，他看到這樣一句話：“耶和華現(xiàn)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于是，這段話就“應驗了”。

蔣介石的前面總是困難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煩不斷。

雖然他已經確立了全國軍事領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據各省的對手們卻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圖，而蔣介石在抗擊日本侵略上明顯的勉強和拖拉，則正是這些對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圖東山再起的理由。

廣西的將領們（他們總是不斷地造反，而又不斷地失敗）在六月份開始組織“全國抗日救國軍”。參與此事的兩位廣西將領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和當時的廣東將領陳濟棠合兵一體。

出于相似的動機，為人熟知的“基督將軍”馮玉祥也開始在北方活動，自任“抗日同盟軍司令”。和以往一樣，馮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場，他并不熱心于同日本人正面交鋒。

南方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蔣介石這個總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氣壯地駁斥三個將領的抗日主張。

在起兵之前，三位將軍曾致電蔣介石，要求他對日宣戰(zhàn)。

蔣介石沒有改變其戰(zhàn)略中預定的先后次序，他回答他們說：“你們不能因一時的沖動而拿國家的命運去冒險?！比绻麌顸h的歷史學家可信的話，那么事實上為了他們所宣稱的抗日壯舉，陳濟棠就曾經從日本人手里購買過武器danyao。唐引用日本駐華武官高橋坦少將的話來印證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斷言。

不管怎么說，反正幾位“救國者”在收到蔣介石拒絕的答復時，就統(tǒng)率他們的部隊前進15英里進入了和廣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時，蔣介石還抱著一種妥協(xié)修好的態(tài)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隊后退，避免由于沖突而加劇中國的內戰(zhàn)。

這時可以看出，對這些將領們來說，錢是比全國抗戰(zhàn)更為重要的東西。廣東急需錢用，廣西則由于蔣介石發(fā)動的反對運輸鴉片的運動而造成收入急劇下降。在六個星期里，內部反叛和爭吵阻礙了這些軍隊的行動。

陳濟棠逃往香港，廣西將領們則因蔣介石寬容的政策而受惠。作為表面上承認蔣介石的權威的回報，李宗仁被任命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則被任命為國民黨軍事會議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中國的面子保住了。

雖然這些反叛將領們的抗日立場無疑是偽裝出來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對日本侵略并希望抗日的中國人卻有很緊迫的理由對此表示關注。

這年年初，人們曾一度希望中國和日本的關系能建立在新的、穩(wěn)固而比較友好的基礎上。蔣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和東京達成一項友好條約。

相對比較溫和的日本外相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他有意把這個建議解釋為蔣介石準備排除西方列強的勢力，轉而向日本尋求幫助和指導。

但日本國內局勢的發(fā)展卻不盡如人意。日本軍人希望采取野蠻的解決辦法，他們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發(fā)展。

1月，日軍借口東察哈爾應該屬于“滿洲國”，占領了這塊中國領土。

5月，危機進一步加深。7月6日，簽訂了所謂的“何梅協(xié)定”，規(guī)定國民黨軍隊和組織撤出河北省，并取締“藍衣社”的活動。這還不是全部，南京zhengfu被迫頒布一個“敦睦鄰邦令”，答應懲治反對“友邦”的行為和言論——“友邦”是對日本的委婉稱呼。

12月，中國進一步蒙受恥辱，日本人把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并為“自治的”中國地區(qū)，實際上是將這些地區(qū)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蔣介石進一步作了妥協(xié)。在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次講話中，他聲稱：“我們不應輕易地談論犧牲，除非把我們逼到了不能不作出犧牲的最后關頭。”事實上，他在這里發(fā)出了一個溫和的警告：中國準備作出的退讓妥協(xié)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長征到達陜西。對于學生和那些反蔣的軍人來說，反對日本入侵是爭取力量的最好的口號。但是，更能鼓動人心的是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xiàn)出的英雄主義。

當時在北京師范大學里，埃里克·周的左傾的同學們傳播著紅軍長征中的英雄事跡。這年秋天，他認識了黃敬。黃敬是從青島來到這個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啟威這個化名），他后來在1949年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yè)部部長。

早些時候，黃敬是北京大學的一個臨時學生，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度過的，他在那里的學生中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

黃敬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gongchandang青年組織的前身的早期發(fā)起組織者之一，他的宣傳鼓動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當蔣介石的將軍何應欽來到北平時，黃敬決定給他制造點麻煩。五個月之前，正是這個何應欽和梅津美治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xié)定。

12月9日，1萬名學生在北平shiwei，反對日本人。對一些年長資深的人來說，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是此次運動規(guī)模更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漢、長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學生舉行shiwei或暴動，在全國各地各種“救國聯(lián)合會”紛紛成立。

“一二·九”運動爆發(fā)了，而且持續(xù)了很長時間。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麻煩；而在組織這場運動的gongchandang人眼里，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關于“一二·九”運動的一篇論文里（北京，1961年），作者說劉少奇把這次學生運動當做“中國歷史上反動時代和革命時代分界的標志”來加以稱頌，并將其歸于中國gongchandang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

另一樁反叛事件出在蔣介石的家里。1935年，他的大兒子蔣經國給他的母親（當然蔣介石已經和她離婚很長時間了）寫信，指責他父親的政策。